刑事诉讼法解释新旧对比刑事诉讼法高法解释(11)_生活百科

证据妨碍及不利推定规则，在刑事诉讼中也应当具有效力。因为无正当理由拒不移送那些法院要求移送的证据，即使根据常理，也可以推断该证据对持有者不利。何况在我国刑事诉讼中，控方因强大的国家权力和资源支持实际上处于高度优势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更需要有这种推定规范促使控方全面举证，否则，不利于改善辩护地位，也不利于体现“审判为中心”及“庭审实质化”的制度要求。不过，最高人民法院如在司法解释中明确规定此种规则，难以获得受此规则直接影响机关的赞同，而受中国刑事司法机关关系构造的影响，法院司法解释不能忽视其他机关的意见。因此，比较现实的处理方式，是作一种妥协，不直接规定推定规则，而是采用司法解释常用的综合审查判断方法。即修改《解释》第73条最后一句为：“人民检察院未移送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在案证据及前述情况对案件事实作出认定。”而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即使该条尚未修改，也可根据该司法解释的精神以及起草人员的说明，在认定事实，判断证据充分性时，应当注意证据未移送这一重要情况。
六、关于对质新规
《解释》第269条规定：“审理过程中，法庭认为有必要的，可以传唤同案被告人、分案审理的共同犯罪或者关联犯罪案件的被告人等到庭对质。”这一条款，是修改2012年《解释》第199条后的规定。根据起草人员的说明，修改这一条款，是为了“规范并案和分案审理程序，强调分案审理不得影响当事人质证权等诉讼权利的行使” 。
《解释》第269条属于庭审证据调查规范，而对质问题，在《刑事诉讼法》中没有明确规定，因此分析这一问题上“遵循立法原意”，实系探讨对质规范能否体现《刑事诉讼法》中“以事实为根据”的原则及程序公正的精神。这一规范的修改设立，可能如起草人员所称，对于规范分案审理程序产生积极作用。然而，《解释》中唯一的对质规范，以此种方式设立，未能反映近年来推进“庭审实质化”的制度进步，不利于刑事审判对质程序的完善，且存在概念不完整，也不利于指导实际操作的问题。
（一）相关规则的协调以及执行效力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于2018年1月1日起施行的《人民法院办理第一审普通程序刑事案件法庭调查规程》（以下简称《法庭调查规程》）第8条第2、3款规定：“被告人供述之间存在实质性差异的，法庭可以传唤有关被告人到庭对质。根据案件审理需要，审判长可以安排被告人与证人、被害人依照前款规定的方式进行对质。”第24条第1款规定：“证人证言之间存在实质性差异的，法庭可以传唤有关证人到庭对质。”这些规范，将2012年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规定的“同案被告人等”的对质，明确和扩大规定为同案被告人的对质、被告人与证人及被害人的对质，以及证人与证人的对质，同时明确了对质条件。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最高人民检察院随之于2019年制定的《刑事诉讼规则》第402条第4款规定：“被告人、证人对同一事实的陈述存在矛盾需要对质的，公诉人可以建议法庭传唤有关被告人、证人同时到庭对质。”虽然其涉及对质的规范比较简略，也明确了对质主体包括证人。
然而，《解释》作为最新司法操作规范，仍然只明确规定了被告人之间的对质，而对被告人与证人、被害人的对质，以及证人之间的对质，是否包括在“等”的范围内，语焉不详。如果将“等”理解为“等内等”，即作为语助词，那么其他对质种类即未被最新司法解释所确认；如果理解为“等外等”，即其他对象（从用语看倾向于“等外”理解），则可能包含其他类型的对质。这就涉及到《解释》与法院“三项规程”，包括《法庭调查规程》的关系问题。
《解释》第655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法庭调查规程》系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规范性文件，与《解释》不一致的，已不具备效力；但如与解释不矛盾，则仍未废止。由于《解释》第269条含“等”字，如果作“等内”理解，则两个文件就有矛盾，《法庭调查规程》的规定因此而丧失效力；如果作“等外”解释，《法庭调查规程》中的对质规范仍有执行效力。但《解释》未能吸纳《法庭调查规程》完善对质程序所作规定。即使将“等”理解为包含其他对质类型，亦因最新司法解释未吸纳《法庭调查规程》的明确规定，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于2021年6月修改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第6条的规定，司法解释的五种形式中，不包括“规程” 。而且，包括《法庭调查规程》在内的“三项规程”均系“试行”文件，其执行效力有限，这些因素，易使除被告人间对质以外的其他类型对质在实践中被忽视。而从庭审改革和司法实践看，重视对质诉讼手段，拓展对质类型，完善对质程序，对于推进庭审实质化，提高法庭对人证的辨别能力，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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