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承认，《解释》反映实践需求，赋予事故调查报告以证据资格，解决了此种材料在证据性质和能力上的争议，对司法实践有效认定相关犯罪事实将发挥积极作用 。但是该规范的新设，可能与立法有冲突，而且在《解释》中不自洽 。且该规范未严格设置此类材料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条件，可能忽略了事故调查报告的不严谨性，放宽证据能力认定标准，对司法实践可能产生不利的影响 。
（一）承认事故调查报告的证据资格与立法和《解释》不协调
事故调查报告是某种造成严重损害的事故发生后，由行政机关组织调查或相关部门联合组织调查，对事故发生情况、原因等作出的分析处理报告 。其性质属于行政性文件 。即使是联合调查报告，其调查职权的性质也属于政府的行政监督管理及其执法权 。《刑事诉讼法》第54条第2款，允许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其基本涵义，是指行政机关搜集的客观性证据可以作为刑事诉讼证据，而对主观性证据的证据资格，则采慎重态度而未予确认 。在行、刑证据的衔接中，将客观性证据与主观性证据相区别，慎重对待主观性证据的证据能力，也是学界与实务界较为一致的意见 。
慎重对待主观性证据的证据能力，在《解释》中已经注意到了 。前面已经提到，最高人民法院改变原方案，采纳了不同意见，沿用2012年《解释》的规定，与《刑事诉讼法》第54条第2款的规定保持一致 。主要理由是，行政机关收集勘验、检查等笔录、鉴定意见等证据的程序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存在差异，且基于各方面等原因，这些证据可能存在无法有效检验、质证等情况，刑事诉讼法未对行政机关收集的勘验、检查等笔录、鉴定意见在刑事诉讼中的证据效力作出规定 。勘验、检查笔录、鉴定意见是有一定主观性的证据材料，与书证、物证等客观性证据不同，不宜采用相同的证据审查认定规则 。特别是行政执法过程中的‘鉴定意见’效力不同于司法鉴定 。司法鉴定需要有鉴定资质，而行政执法过程中的鉴定意见往往由行政机关自己作出，或者由不具有司法鉴定资质的机构作出，不具有相同的公信力，不应直接作为证据使用 。
解释者还专门提到对“等”字的认识：“需要注意的是，本条规定的是‘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对其中的‘等’，原则上应作等内解释，即通常只限于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不包括鉴定意见、勘验、检查笔录；但是，根据案件具体情况，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后，如已不具备重新鉴定、勘验、检查的条件，且有证据证明行政机关进行的鉴定、勘验、检查程序合法，相关证据能与其他证据相印证，确有必要作等外解释的，则可以个案处理 。”
最终稿删去了拟增加条款，保留了原解释的规定，这是尊重立法，尊重不同意见的合理处理方式，应当充分肯定 。然而令人略感不解的是，既然行政机关提供的鉴定意见不能作为证据，那么，为何事故调查报告却可以作为证据？有此疑问，是因为来自于行政机关的事故调查报告，与同样来源的鉴定意见有一定的类似性，但前者专业性较弱，如果鉴定意见不能直接作为刑事诉讼证据，举重以明轻，事故调查报告也不能直接作为证据 。二者相比的主要区别如下 。
第一，前者是行政主导的，后者是专业主导的 。因为事故调查报告是由相关行政机关和其他机关组织调查形成，而且通常经非专业人员（可能含专业人员）的集体讨论，行政确认；而鉴定意见则是经相关专业人员经一定的技术过程所提出的专业性意见，显然具有更强的专业性和技术含量 。
第二，前者属于综合性意见，后者则系单纯的技术意见，后者显然更具证据特征 。事故调查报告的内容，通常包括事故发生情况的事实认定、事故原因分析、事故责任区分、处理建议等 。其中相当一部分不具有证据性质 。将其一般性地确认为证据，并不妥当 。对此《解释》也注意到了，因此仅承认经过依法查证属实的“涉及专门性问题的意见”，才可以作为定案依据 。而鉴定意见本身就是“涉及专门性问题的意见”，作为证据的理由显然比事故调查报告更充分 。
第三，调查报告中涉及专门性问题的意见通常不具备鉴定意见的严谨性和独立性，因此会影响其科学性 。起草人员称，事故调查报告中涉及专门性问题的意见，其性质实际与鉴定意见类似 。这是指事故调查报告中涉及专门性问题的意见，具有类似鉴定意见的功能 。然而，应当注意，事故调查的参与人，并没有严格的技术资质要求，对其中专业性问题的意见形成，也没有严格的程序，而且该报告的行政主导性质，区别于鉴定意见应当具有的独立性，而鉴定意见的独立性，正是其作为科学鉴定的关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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