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解释新旧对比刑事诉讼法高法解释( 四 )_生活百科

应当承认，《刑事诉讼法》第29条规定的妨碍案件公正处理的“其他关系”较为笼统，实践中不便操作，有必要通过司法解释作出一些便于操作的具体规定。但如《解释》第27条第5项的规定，违背立法原意，重复规定“利害关系”，从而否定利害关系外的“其他关系”，则是不适当的。
（三）是否应当赋予合议庭当庭驳回不属于法定情形回避申请的权力
在法律规定的法律决定机制之前设立一个形式审查程序，避免不符合法定缘由的事项进入法律处置进程，可以提高效率并保障法律程序的严肃性。而从司法实践看，也有一定的现实需求。如回避问题，有的案件，被告人或其辩护人仅因法官或检察官表现出对其不支持或不配合的态度，就对其提出回避申请，虽然可以经法定审查决定程序将其驳回，但妨碍诉讼效率，有时还可能助长滥用权利。因此，此项形式审查制度在实践中对于提高诉讼效率，防止滥用回避权利，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法官们也经常在实践中使用。
为发现比较法上的根据，笔者查阅了两大法系主要国家的《刑事诉讼法》。由于“任何人不能当自己案件的法官”的法理约束，回避申请不能由被申请回避的裁判者处置，是普遍的规定。但德、日、意大利等国《刑事诉讼法》也规定有法庭的形式审查权。如根据《日本刑事诉讼法》第24条规定，明显仅以拖延诉讼为目的而提出的回避申请，或者回避申请违反申请时间限制规定，或没有明示回避原因时，被申请回避的法官可以裁定驳回申请。《德国刑事诉讼法》第26a条，也有类似的经形式审查直接驳回回避申请的规定。不过在这些规范中，法官自行审查回避申请，以回避真实性与形式要件为审查决定对象，是显而易见的，而不是难以判断的。即使如此，《德国刑事诉讼法》第26a条第2项也因显见性判断难易的不同作了一个明确的程序区分：如以“显然是有拖延诉讼程序或者为了与诉讼程序无关之目的”提出回避申请，法庭需一致同意作出驳回裁决并需给出驳回的理由；而因“逾期提出”“未提出回避理由及证明根据”等更易判断的原因驳回申请，则可直接作出驳回裁定。可见，因为仅对回避理由作形式审查，易于判断的“显见性”，应当成为形式审查的标准。
与之不同的是，由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确立的法庭对回避申请的形式审查权，其内容是审查申请回避是否属于法律规定的情形。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回避事由，并非均属缘由明确的事项，由《刑事诉讼法》第29条第4项规定的可能影响司法公正的“其他关系”，需在实践中根据实际情况判定。这个兜底条款，使一些没有被法律明确规定的回避事项有了生存空间，即如前述。因此，结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官直接审查回避事由并可依不属法定情形为由驳回申请的司法解释规范，缺乏合理根据。
不过，有关方面可能会反驳说，《解释》第29条第5项已经将“其他关系”解释为其他利害关系，从而将兜底条款变为一个指向明确的条款，法官作回避理由的形式判断就有了依归，不至于随意解释“其他关系”的回避理由，此项形式审查制度据此而可合理成立。这个说法有一定根据。但是还须回到第一个问题上，将“其他关系”解释为“其他利害关系”背离了立法原意，限缩了回避权利，因此可以说，《解释》对回避理由的不当限制以及随之确立法官自行实行回避缘由审查制度，是一整套有悖立法原意，有损公民诉讼权利的制度设置。
（四）法庭是否应当直接驳回对检察人员的回避申请
关于合议庭可以直接驳回对检察人员的回避申请的新设规范，亦不符合立法原意，且有欠妥当性。主要存在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部分转移对检察人员回避的决定权，突破现行法规范。根据《刑事诉讼法》第31条的规定，检察人员回避，应当由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决定。这意味着检察人员回避的问题，属于检察决定权范围。而对检察人员回避当庭申请的审查和决定，依法亦属检察职权。在我国司法体制中，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法院是审判机关，分别独立行使检察权和审判权。《解释》规定由法院对检察人员回避的申请作回避理由合法性审查并直接作出处理，似乎缺乏法律根据和法理基础。虽然这一规定从制定意愿和实际效果上，都可能是“帮检察机关的忙”，即减轻了针对检察机关的诉讼压力，因此实践中通常不至于引起检察人员的异议，但就职权界限而言，似有“越俎代庖”之嫌，不太符合立法原意。

刑事诉讼法解释新旧对比 刑事诉讼法高法解释( 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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